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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政策传导不畅，执行效果不佳。中国存在众多体制性结构性问题，严重影响政策执行效果。例如中央早在2010年便开始严格控制地方政府债务，但是地方政府在财权事权不匹配、GDP锦标赛、隐性担保、预算软约束等因素作用下继续违法违规举债担保。又例如金融去杠杆本意是要去国有企业、地方政府、房地产等高杠杆高风险部门的杠杆，但是由于所有制歧视和刚性兑付等原因，流动性收紧却使得中小民营企业受到剧烈冲击，并引发P2P爆雷、信用债违约、股权质押风险等一系列问题。

------------------------------银合控股（08260）　　　0.540元　　　升42.11%利骏集团（08360）　　　0.100元　　　升20.48%民众金融（00279）　　　0.208元　　　升19.54%

记者 杜卿卿年报披露季到来，业绩地雷依然接连不断。上市公司年报业绩预告与经审计后的财报数据大相径庭，从盈利骤转为亏损数亿者频频出现。不过，随着监管进一步加强，审计机构也越来越敢于签出“非标”财报，上市公司与审计机构的“利益共同体”生态有望被逐渐打破。

刘义伟说，套利机构的参与，使得期货、现货的定价更加市场化，也迅速带动了现货市场的交易量，5年、10年可交割国债的成交活跃度、流动性明显更优。而在2016年、2017年的债券市场调整过程中，机构为对冲现券价格下跌风险参与国债期货交易，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在二级市场卖出形成的抛售冲击，稳定了现货市场。

日本政府对危机的反应速度太慢、救助力度太弱，没有及时阻断资产价格、银行信贷、物价水平等的螺旋式下降进程，导致危机迅速蔓延并不断深化。危机发生后，日本政府没能果断地对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进行救助，致使信贷快速收缩，流动性枯竭，M2同比增速从1990年的11.5%快速下降到1992年9月的-0.5%。一方面源自于日本政府官员的理念问题，1994年10月日本银行总裁说：“央行没有义务拯救所有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相反，从培育健康的金融体系的角度来说，让本应破产的机构破产是有必要的。”另一方面则源自于媒体和公众的反对，媒体和公众的强烈质疑使得使用公共资金解决银行问题成为一个政治禁区，并且一直持续到了1997年。最后，日本花了八年时间（1994-2002）才成功清理银行坏账，其代价大约是GDP的17-20%，而此时距离泡沫破灭已经过去了十年多的时间。

多方面因素共同导致了日本“失去的二十年”，日本经济经历了长期的通货紧缩，危机之后日本名义GDP和CPI增速长期在0附近徘徊。债务负担沉重，而收入增长前景低迷，偿债能力不足，导致负债主体的资产负债表修复进程十分缓慢。日本居民部门和非金融企业部门经历了漫长的去杠杆过程，经济陷入债务通缩循环和资产负债表衰退。